在日韩政治对峙有所缓和，且韩国大力推动零部件材料国产化的当下，日本离全面放宽对韩出口管制还有多远？
近期，第一财经记者跟随中日韩三国记者联合采访活动走访了日本外务省和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并试图捕捉来自日韩政界的“温度差”。
在谈到日韩关系时，一位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日韩关系确实很严峻，然而历史漫长，中日韩关系无法切割，要从长远来看，即使情况严峻之下也要保持交流，不应该停下来。
一位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人士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从大的局面上来看，韩国政府的基本立场是政治、外交应该与经济合作分别而论，经济合作不应该被外交和政治因素所撼动。
2019年7月~8月，日本对韩国实行了两轮贸易限制措施，先对三种关键化学品——氟化聚酰亚胺、光刻胶、高纯度氟化氢（蚀刻气体）出口实施限制令，随后做出韩国移出“白名单”的决定。
韩国经济研究院数据显示，在氟化聚酰亚胺、光刻胶、高纯度氟化氢三种关键化学品方面，日本的产品占全球70%~90%。
不过，从2019年12月20日开始，日本经济产业省部分放宽了出口管制，其中率先得到出口简化许可的就是光刻胶。
目前日本半导体材料出口商——森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也宣布，去年12月24日获得批准对韩出口氟化氢产品，且已在今年1月8日恢复出货。
韩国半导体显示器技术学会会长朴在勤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对于上述三种材料，实际上韩国半导体显示器行业并没有遭受什么损失。
譬如在光刻胶方面，日本政府给相关公司提供了出口许可，所以没有太大的问题。他表示，同时，氟化聚酰亚胺的使用量不是很大，所以这亦不是很大的热点。
他指出，实际上遭受损失的反而是日本半导体企业，比如，生产氟化氢的日本企业Stella Chemifa因为没有向韩国出口半导体，营业额下降了70%。他称：“对此，日本和韩国政府应该展开对话，这也是日韩企业的呼声，希望两国政府可以坐下来谈。”
东京理科大学研究生院教授若林秀树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亦表达了同样观点，即日韩之间贸易摩擦，实际影响并不大，媒体对此过于夸大。
他指出，以氟化氢为例，虽然日本企业所占份额较大，但是韩国也有生产，而氟化聚酰亚胺是日本光刻胶公司JSR生产的，日本厂家占了大约90%，但日本已经允许该产品继续出口，目前看三星和SK等企业均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韩国各大智库对此也基本上持同样观点。其中，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的专家组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韩国企业此前由于库存问题较为担心，但目前看来问题并没有此前想的那么严重。
其原因在于，韩国大企业库存做得很好，在短期内没有出现问题，而且还可以向日本企业在第三国的子公司寻找渠道。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专家组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不过从长期看，韩国的舆论导向是希望在“零部件、材料、装备”这三个领域实现国产化，从而降低对美国、日本企业的依赖度。
在日本出台限制出口政策后，韩国政府迅速在2019年8月指定了100个种类的战略产品，并公布了5年内摆脱日本的战略目标，预计每年投入1万亿韩元预算。
不过这一政策看起来却有些似曾相识之感：根据日本媒体统计，自2001年以来，韩国已经公布了4~5次这类计划，且通常是发生在日韩关系紧张之时，随后伴着日韩关系和解，这类计划通常不了了之。
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专家组表示，目前韩国媒体舆论在此方面达成共识，希望大家去这样做，然而如果真的如此行事，今后韩国经济和日韩两国的经济合作方面，恐会面临一个十字路口。
很多专家认为就实际情况来看，国产化是有点不现实的。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专家组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其原因在于，在漫长时间中，韩国的企业用的尖端的零部件都是从日本进口的，这些日本的材料这么好，韩国企业在短期内会考虑去用一个尚未成熟的韩国产品么？其中的未知数，代表了市场逻辑。
另外，即使能够国产化成功，日韩企业在过去40~50年中有了这么活跃的交流与合作，突然一瞬间让它们分离出来，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大家互不影响互不干涉。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下，日本和韩国企业的技术交流能够分离吗？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专家组认为，这不太现实。
“因此虽然作为专家，（我们）也很赞成韩国企业国产化，但是如果理性看待的话，国产化不行怎么办？这也是我们担心的部分。”上述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专家组指出，政府和企业必须要维持与日本企业的合作与交流，这才是比较现实的方式。
韩国贸易协会专家组则还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韩国从日本进口零部件和材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因为日本的平均技术高于韩国，尤其是针对核心零部件，韩国进口较多。
在日韩贸易僵局下，韩国提倡零部件应该增加自主性、国产性、进口渠道要多样化，这也是韩国企业数十年呼吁的事情。韩国贸易协会专家组指出，不过这不限于特定国家，降低对特定国家的依存度是要做的，但贸易却要做到百分之百的自足“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我们是这么看的。”
一位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人士则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经济是一个有机生物，如果一个产业发生改变的话，发生一个综合性的效果，会花费很长的时间和代价。
“政府层面要增加研发费用，企业要物色一个新供应链，在这样的一个大局势下，韩国企业和政府不得不承担这个成本。”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