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您此前曾说过，将所有问题归咎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共识，“中国威胁论”似乎成了万能的靶子。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了这种现象的形成？
史蒂芬·罗奇：我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性的。过去25年来，美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之间存在巨大鸿沟，随着机会减少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背负沉重生活压力的工人及家庭要求政治领导人解决这些问题。而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发现将责任归咎于他人是一个再容易不过的选择。
事实上，我们很久以前就开始这么做了。30年前，我们指责日本，今天，我们怪罪中国，并且都将贸易逆差作为指责理由。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刚刚摆脱严重的经济衰退，制造业仍极度疲弱，贸易逆差急剧扩大，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一度占总赤字的42%。因此，我们责怪日本抢走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作。我们带着一批工业国家对日本施压，迫使其重新评估日元。在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中，日本同意美国的要求，犯下了一系列可怕的错误。从那以后，日本的经济增长开始陷入停滞。
30年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再次激增。2018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8%来自中国，因此我们将矛头指向中国。但被人们忽略的是，双边贸易逆差并不是衡量经济状况的合适指标，对美国而言，真正的问题是国内储蓄的匮乏。
当我们向耶鲁大学或任何其他大学的本科生讲授经济学时，都会如此解释：如果你不存钱却想保持增长，就必须引入国外过剩的储蓄，这会导致大量的经常账户和多边贸易赤字。去年，美国与102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中国是其中逆差最大的国家，因此成为美国推脱责任的目标。
环球时报：假设中国真的大量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国经济真的能如特朗普总统所言，变得“再次伟大”吗？
史蒂芬·罗奇：美国同许多国家存在贸易赤字，但这并不说明所有国家都在欺骗美国，而是反映了美国国内的低储蓄率问题。
假设与中国的巨大贸易逆差不再存在，但美国依然没有解决储蓄问题，对华贸易逆差就会分散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生产成本通常比中国更高，从它们那里进口商品，相当于对美国消费者变相征税。因此，这不会使美国“再次伟大”，反而会让美国变得更糟。
环球时报：中美经贸摩擦似乎有扩大化趋势，以华为、中兴、大疆等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公司正遭受来自美国的压力。您如何看待美国试图挑起与中国的科技战？
史蒂芬·罗奇：美国认为中国试图主导未来产业。如果中国成功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健康科学还是电子商务，美国未来的繁荣都将面临风险。我们正在将技术与创新之争视为对我们自身繁荣的重大威胁。对美国现政府、国会和普通民众来说，确保我们未来的经济安全非常重要，这导致华为、中兴和其他中国公司被列入所谓的实体清单。
美国不仅使用关税手段，还通过对个别公司的制裁来确保我们经济的未来。但问题是，这样做是否合适？我很担心我们犯下这样的错误：指责别人，而非仔细审视自己的行为以维持领导能力。
我们在5G领域看到了华为公司与中国的领先地位，这是因为他们投资了5G，但美国却忽视了。这是中国的错吗？为什么美国不投资5G？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我们宁愿限制华为，然后回过身面对我们没能投资于如此关键的新兴技术的不幸事实。这究竟是华为的错还是我们的错？
环球时报：面对墨西哥、欧盟、印度和中国，加征关税似乎成了这届美国政府最有力的武器。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最大经济体，美国频繁动用关税手段会对全球经贸格局产生什么影响？
史蒂芬·罗奇：加征关税是一个巨大错误，关税不是好东西。特朗普总统认为，关税是他交易艺术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关税已经成为“经济霸凌”的工具。关税提高了贸易成本，使得全球化的进程被逆转，它最终会损害从自由贸易中受益的消费者。
1930年5月，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有1000多名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签名，他们敦促时任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不要签署国会刚刚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但胡佛忽视了专家们的意见，依然签署该法案。法案规定的关税生效后，美国经济陷入大萧条，并且导致全球贸易在1929年至1932年间下降60%。
目前的关税还未引起大萧条，但它们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因此，关税不是解决国家间问题的最佳方式，关税带来的伤害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特朗普自以为高明的“交易艺术”是种错误做法，我们更需要妥协的智慧。特朗普认为，通过向墨西哥、欧盟、加拿大和中国施压，这些国家就会给予他想要的东西，但这其实并不是实施经济政策的正当方式。
环球时报：在近日撰写的文章中，您曾经提到中国面对贸易战的经济韧性以及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您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主要来自什么？
史蒂芬·罗奇：我不否认中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但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及基建投入来支撑经济。
尽管中国仍面临来自全球经济的下行压力和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我对中国经济是乐观的，因为中国正确认识到其正处在改变自己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经济正从出口投资拉动转向国内消费拉动，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更重要的是，中国正依靠自主创新的重要技术来发展经济。这些变化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中国在这些转型中取得了良好成果。
从根本上讲，我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成长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我可能比任何美国人都更乐观。
环球时报：美国官员和美国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不少批评，让人觉得似乎只有美国的模式才是最好的，且放之四海而皆准。您的观点是？
史蒂芬·罗奇：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复制其他国家的模式没有意义。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从本国的经验与历史中逐渐探索出来的。但没有一种模式是完美的，每种模式都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美国也是如此，所以模式都需要适应环境的变化。
这只是一些辩论的一方面。在美国还有一种观点称，中国在2001年同意加入世贸组织（WTO）时承诺将复制美国的经济模式。我查看过中国签署的加入WTO协议文本，根本没有类似内容，这只是另一个西方构建的虚假叙事。
环球时报：您是否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中美必须重建经贸关系甚至双边关系的时刻？如果是的话，这种新关系会有哪些主要特点？
史蒂芬·罗奇：提出解决方案要比冲突好得多，但我认为现有的框架需要更多创造性。
我认为，新的中美关系框架需要具备4个关键方面。首先，两国应更多地开放市场，最好的方法是达成双边投资协定。
第二，两国做出承诺，进行缩小储蓄差距的宏观经济调整。中国需要减少储蓄，美国则需要增加储蓄，否则美国只能通过减少预算赤字来节省资金。
第三是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网络安全是一个多边国际问题，美国和中国需要率先制定全球网络安全协议。
此外，两国的对话方式需要创新。我们需要一个永久性组织，一个由美中专家组成的秘书处，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工作，进行联合研究和数据共享，以解决共同的经济问题。
